十佳协商建言报告

2020-04-26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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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线杆综合整治的调研报告

襄阳市政协研究室

根据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市政协于正月初七组织专班,对中心城区道路线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问题突出亟需整治

本次调查共选择襄城、樊城、襄州、高新、鱼梁洲五个城区的100条道路,包括20条主干道、20条次干道、20条支路和40条背街小巷,通过实地踏勘,详细摸排道路线杆情况。

据调查,100条样本道路总长度为145.8公里,共有线杆19992根,共排查出七大类问题3449处(表一),其中废弃线杆233处,线杆及地面附属物侵占道路1483处,线杆布局重复146处,线杆陈旧(黑木杆)469处,外观杂乱与周边环境不协调340处,架空线路随意横跨道路和重要景观带630处,电线悬挂于树木、沿街建筑等安全隐患148处,涉及供电、公安、城建、电信、移动、联通、广电、旅游、民政、部队等多个部门。

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线杆侵占道路,影响交通出行。电线杆、路灯杆和交通标志杆很多布局在绿化带、行道树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侵占了道路,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影响突发事件的救援处置。调查数据显示,电线杆及地面附属物侵占道路问题最为突出,共有1483处,占排查问题总数的42.8%;其中,主干道624处、次干道449处、支路272处、背街小巷138处。如航空路11.5公里范围内有278处侵占道路问题;汉江路松鹤路口,有三根电线杆和一座铁塔位于机动车道正中(附图1);卉木林巷西街路口,高压铁塔占据了路宽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是架空线缆蛛网密布,有损城市形象。100条样本道路中,99条道路都存在架空线缆,其中的78条道路存在横跨道路和重要景观带问题609处,占问题总数的17.7%,几乎每条路都能见到成盘的线圈和随意拉接的线缆。如卉木林巷短短400米,就有16处160多根过街线缆;金富士路4公里范围内就有57处过街线路。蛛网密布的城市架空线,破坏了鳞次栉比的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立面,割裂城市天际线。

三是线杆数量庞大,挤占城市空间。从调研情况看,100条样本道路上的线杆总数达19992根,平均每7.3米有1根线杆,大于武汉市未整治路段每11米1根线杆的密度。基本上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路灯杆、路牌杆、交警信号灯杆、监控通信杆、小微基站杆、道路指示杆、公安监控杆、旅游指示牌、文明提示牌等十余种立杆,而且高矮不一、形状各异、颜色多样,既浪费城市空间资源,又不利市容整洁美观。襄城区滨江大道灯杆、线杆样式有5种,部分路段甚至两边的灯杆也不统一。除此之外,在5669根电线杆中,就有146处布局重复,还有233根废弃线杆、469根老旧线杆、327处塔基(箱、柜)外观杂乱。

四是背街小巷问题集中,影响居民生活。从道路类型来看,主干道问题最多,有1313处,占38.1%;次干道有925处,占26.8%;支路有537处,占15.6%;背街小巷有674处,占19.5%。平均到每公里看,主干道有19个问题,次干道有24个问题,支路有28个问题,背街小巷有33个问题,说明越是支路和背街小巷,问题密度越大,像电线横穿、蜘蛛网问题在背街小巷尤其突出。最为典型的樊城区紫薇巷,长度仅为860米,过街线缆有21处,位于道路中央的电线杆有14根,部分电线杆上伤痕累累,道路东侧的3根黑木杆上还缠绕着防盗铁丝网,对行人和车辆安全造成较大危害。

五是架空线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架空线路的事故及故障的发生率远大于地下电缆线路,约有10倍之多。中心城区大量架空线路位于道路边缘,既难以避免“撞杆”之类的交通事故,也时常发生吊车碰线、风筝挂线等外损事故,如襄城小北门处过江架空光缆曾两次被孔明灯烧毁。同时,架空线路布设不规范,有的弱电线直接挂在强电线杆上,有的甚至直接悬挂在树木和沿街建筑上,此类问题多达148处,都是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规划统筹相对滞后。从调研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架空线路主要建成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至2000年前后,这一时期,正是我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快速扩张、人口大量增加、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电力、通信设施也处于不断的升级、增容、扩张中,但由于地下管网建设布局滞后,只能向空中发展,导致线杆越栽越多、线缆越拉越密。而在城市改造中,对管线入地工作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统筹,规划的前瞻性和精细性也不够。比如,襄樊大道改造显著提升了城市品位,但没有同步推行线路入地,纵横交错的塔杆和电线使景观大道的美感大打折扣,部分路段扩建后配电箱移位到路中间,成为市民出行的“拦路虎”,如大庆路南编号为QJ202的变电箱、大庆西路南人民广场天桥附近的变电箱等。

二是缺乏建设规范和标准。2011年,我市制定了《襄阳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去年6月份又出台了《襄阳市城市管线管理办法》。在此之前,我市对城市管线的建设,只有规划的红线约束,以及整齐、美观等原则性要求,具体哪个地方可以设立过街线缆,入户线缆怎么拉接,建筑外墙线缆怎么排布,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供电、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等各运营商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建设,各架各的杆、各拉各的线,怎么方便怎么接,不仅降低了公共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同一地段多杆林立,线缆杂布,也与城市环境很不协调。

三是架空管线监管不到位。按照目前管理体制,主次干道由市建委负责,街巷路由城区负责,管理权限和职能分割,加之管线权属复杂,造成现有线杆底数不清,监管不到位。各运营商出于成本考虑,往往只管架新线、不管拆旧杆,废弃的线杆无人问津,破损、老旧的线杆只要能用,就无人维修。尽管去年全市开展了“三杆”迁移工作,但这次调研发现仍然有不少废弃线杆;还有遍布市区的黑木线杆,已经服役了四五十年,很多杆体歪斜、基部断裂,但依靠钢丝绳牵引、水泥柱固定,仍在“带病坚持”,既影响美观又存在隐患。

三、关于综合整治的几点建议

应践行城市精细化管理理念,综合运用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化手段,用三年时间集中开展城市线杆综合整治,打造“线清、杆合、景美、安全”的高品质城市环境。为此建议:

(一)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分步实施。应对城市道路管、线、杆、箱开展一次全面摸排,在摸清底数的前提下,完善已制定的现有相关规划,着眼长远、系统谋划,全面制定城道路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规划,并立即着手综合整治行动。综合规划和整治应做到“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集约化。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按照集约共享、统筹同步的原则,统一地上、地下管网、线杆和地面附属设施等的建设与管理,统一建设基于路灯杆的综合杆,同时做到与城市总体规划、地下空间开发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协调,与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年度城建任务实施相同步,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和空间。

二是坚持全覆盖、分步实施。综合规划和整治范围应涵盖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支路街巷,体现规模效益。同时鉴于任务繁重、情况复杂、投入巨大,应突出重点、分步推进。

一方面,从源头治乱,严控增量。坚决做到中心城区、新城范围内城市道路,不得新设架空线及其杆架;各类新城新区道路以架空线入地和建设合杆为标准;中心城区、新城的城市道路实施扩建、改建、大修工程时,必须同步开展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另一方面,分类梳理并整治现有线杆。在全面梳理摸排的基础上,明确线杆责任归属,根据道路的类型、功能和重要程度,明确整治方式。对重要景观道路、重要主干道,应实施全部入地,建设基于路灯杆的多功能综合杆;对于一般的主次干道,实施杆线现状整治,按照弱电全部入地,供电交叉路口入地、沿线整理的原则实施。比如应要求通信弱电线路自行入地,不得附着供电线杆,做到无杆、无线、无附着线杆;在弱电线杆全部入地的基础上,整治主次干道供电线杆,要求所有交叉路口线杆及所有入户线入地;对于一般街巷暂不实施杆线入地,但要迁移整治影响交通和安全的杆线,及时拔除废弃杆桩。

三是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市级层面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规划和政策,统筹协调,开展考核,总体推进;各城区政府承担属地责任,具体推进综合整治工作;各架空线和立杆权属单位配合政府部门推进,形成齐抓共管、协调同步的工作局面。

(二)建立标准,细化技术指导规范。制定《襄阳城市道路线杆综合整治技术导则》,建立“入地改造、就地梳理、多杆合一”三类整治标准。

一是建立“入地改造”标准。对中心城区、老城区实施架空线入地的路段,全面推广使用缆线型管廊新技术。在重要的交通节点,应采取装配、拼装等快速施工方式,尽量减少占地围挡、夜间施工、穿缆割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对入地后地面配套设施,应采取小型化、隐蔽化、景观化、创意化设计,注入襄阳文化元素,提升街区品质。

二是建立“多杆合一”标准。在架空线入地路段,整合公安、交通、通信等部门需求,按照“多杆合一、多箱合一、能合尽合”的集约化原则,同步推进以道路照明灯杆为主要载体的综合杆建设。综合杆设计应采用新材料、新工艺,降低杆径和箱体体积,实现功能预留、结构轻巧、搭载方便。应根据区域(点位)需要实现分层设计、一杆多用,在内部预留多孔排管,满足各类设施的用电、通信以及未来智能终端等需求,在杆体和挑臂设置预留接口,其他设施(通信基站、LED显示屏等)可根据需要进行搭载,为杆体的后续再利用提供保障,在外观上也与周围景观保持协调一致。

三是建立“就地梳理”标准。全面整治位于支路街巷的“城市蜘蛛网”,集中采取桥架、束理、捆扎、隐蔽等方式,消除低垂松垮线缆,同一街巷尽量做到集中单边铺设,减少交叉跨越。交叉路口须入地穿越,两路口间原则只铺设一处。

(三)政企共担,多元筹资破解资金难题。线杆综合整治耗资较大,建议及时出台《襄阳市线杆综合整治资金管理办法》,按照“政企共担、市区共担、市级占大头”的原则多元筹措资金。

一是明确分担原则。市级资金用于支持整治所需的土建工程费等费用,区级资金主要支持工程前期费,包括设备安放的拆迁、占绿占路、路面修复等费用,管线单位企业资金主要支持光(电)缆材料、管孔使用权购买、设备更新、穿缆割接、落地拔杆等费用。

二是明确补贴标准。对电力架空线入地整治项目,市级财政按概算定额的2/3比例予以安排,其余工程费由电力公司承担。对经营性信息通信架空线,由市级资金每公里给予定额补贴;对市级全额预算拨款单位或军队的入地架空线,发生的费用由市级资金予以安排。对区政府承担的工程前期费,根据最终投资核算,超出平均成本部分,由市级资金给予补贴。

三是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组建专业公司。借鉴上海、西安等地经验,由地方国有资本投资,吸引相关权属单位和社会资本,成立股份制、专业化的信息管线公司和智慧灯杆公司,采取特许经营方式,开展整治施工和后期运维,减轻财政投资压力。

(四)精准监管,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依法管理。积极推动地方人大立法,将管线入地和合杆整治纳入地方性城市管理法规,对于违法行为及时下达处罚决定,并将违法行为记入企业和个人诚信档案,纳入全市公共信用平台。

二是信息化精准监管。在综合整治的基础上,建立全市管线杆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相关市直单位、各线杆权属单位信息共享,形成一个三维“GIS(地理信息系统)+BIM(建筑信息模型)”数据系统,清晰描述地上、地下管线杆的名称、位置、剩余空间,精度应精确到厘米级别,为精确管理提供便利技术支撑。

三是推行网格化属地管理。推行线杆标识制度,给设施“上户口、亮身份”。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将违法、违规架设架空线及设置立杆的行为纳入监控范围,强化属地管理力量,建立巡查处置机制,确保“蜘蛛网”和“森林杆”不反弹。名词解释

道路综合杆:一根综合杆“身兼多职”,其中检修门、舱内设备,设置在0.5米至2.5米处;路名牌、小型标志标牌、行人信号灯等,设置在2.5米至5.5米处;机动车信号灯、视频监控、指路标志牌、分道指示标志牌、小型标志牌等,设置在5.5米至8米处;8米以上,则是照明灯具、通信基站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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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汉江岸线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襄阳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岸线资源包括沿江(河、湖、库)一定范围内的陆域与水域空间,是水土结合的特殊资源,重要的国土资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充分发挥汉江岸线资源生态和社会经济价值,保障防洪、供水和航运,维护水生态环境和河流安全健康,近期,市政协围绕汉江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开展了协商式监督调研。

一、初步成效

汉江襄阳段长约195公里,岸线长约422.5公里。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汉江岸线保护管理和利用开发工作,持续加强对汉江岸线开发利用的管控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保护红线基本划定。《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对包括汉江襄阳段在内的岸线资源划定了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及开发利用区四类功能区。《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湖北省“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明确我市涉及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重要水利工程、重要河势敏感区、生活生态,功能定位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确保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保障供水安全,满足生活生态的岸线,划定为优先保护岸线,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约束各类开发活动。目前,我市在沿江设置了火星观、白家湾等6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并建设了谷城汉江国家湿地公园、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长寿岛国家湿地公园、宜城万洋洲国家湿地公园。在汉江樊城牛首以下至崔家营河段,设置了总面积6193公顷的长春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沿江26处码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环境管控单元所占汉江岸线,连同其保护岸线全部被纳入优先保护和重点管控范围,重点管控和优先保护比例达到100%。

(二)治理工作成效初显。按照“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岸线资源清理整顿、河道“清四乱”、清理沿江固体废弃物、取缔非法砂石码头及堆场等治理行动。至2018年底,已关闭化工企业2家,取缔非法砂石及堆场398个,拆除非法船舶1106艘,整治腾退岸线36.8公里。围绕做好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清理汉江市区段45处违建、垃圾和船只问题,在樊城牛首段清理关闭31家从事鹅卵石洗石作业的高污染企业,部署开展了卧龙大桥至汉江五桥城区水域清漂工作,水面保洁面积21000亩。有序推进了一批航道整治和河道堤防护岸治理工程。辖区内国控水质截面达标率为100%。

(三)开发利用不断推进。持续推进汉江梯级开发,王甫洲枢纽、崔家营枢纽已建成,雅口枢纽将在2019年秋汛后蓄水,新集枢纽已于2019年7月开工。沿江建设4个水文站、20座跨江桥梁、6处跨江高压电线、10个防汛排涝排水泵站,三江五岸36.7km的亮化工程和樊城环形绿道及公园、襄城胜利街景观大道、鱼梁洲环岛景观带等45.42km的生态绿色廊道已经开工。以小河港、余家湖港、砂石集并中心和26个“万里茶道”文物码头为中心,打造襄阳新港。

(四)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出台了《襄阳市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全面推进河库长制的实施意见》《襄阳市2019年汉江大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初步形成了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河库长制、污染攻坚战、湿地保护管理等重要战略实施的组织、协调、推进、督办工作机制,在中心城区、老河口、宜城等地,由城管部门牵头组织综合执法队伍,开展了经常性沿江巡查行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查处,有力地遏制了侵占岸线、污染水体、垃圾围堤等违法行为。

二、主要问题

(一)岸线保护法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长江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虽然涵盖汉江段,但该规划仅划定了四类分区,提出了刚性约束和要求,具体到我市岸线资源的保护利用缺乏具体的岸线管理手段、监管能力。江湖洲滩保护、治理与利用政策法规不明确,开发较为随意,洲堤防洪能力薄弱、安全设施缺失。部分岸线在规划建设上还存在空白,缺失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区内东津沿江、右岸新集枢纽至万山、左岸新集枢纽至卧龙大道段还没有规划沿江绿道景观项目,沿江县市缺乏连片成环的绿道。汉江库区内船只违停、水上市容环境卫生以及市民亲水需求与水源地保护矛盾等新问题,没有一套有效的规划、制度和办法。

(二)岸线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修复。近年来,我市虽然通过整治遏制了非法码头、非法采砂,采取了一些人工及自然修复的措施,但河道、岸线及水环境修复工作整体滞后,完全修复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汉江及唐白河等支流的河道及两岸堤防洲滩,有些地方在非法采砂、淘金行为破坏后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因乱采乱挖遗留的大量石堆没有推平,千疮百孔,影响了沿江风貌。两岸堤脚、洲滩因采挖形成深坑没有覆盖回填,误入深坑而溺水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岸线资源项目化开发有待进一步推进。我市岸线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还不高,岸线资源未能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有效配置,沿江临港产业布局不够,未能形成港城互动。目前,规划的其他岸线资源利用项目大多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桥梁、取排水口以及堤防保护工程,这些项目由于建设投入大、维护成本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社会投资热情不高,总体进展滞后。部分项目没有制定路线图,没能充分发挥市县两级积极性,少数岸线洲滩被划为农田、林地,导致项目落地难、推动乏力。由于上位规划的保护区、保留区划定较多,沿江可用于非生态保护类岸线资源较少,类似207国道改线等重大民生项目难以落地。

(四)岸线资源保护合力有待进一步形成。我市汉江岸线资源管理涉及水利、交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规划、文物、住建、城管、农业等部门和沿江9个县(市、区)开发区。由于分工交叉,“九龙治水”导致扯皮推诿时有发生。沿江非法砂场码头、自用船只无秩序停靠等一些共性问题,上下级政府、不同部门负有不同责任。由于在同级政府部门间职能相互交叉,上下级政府间的事权管理上分级不清,导致责任难以界定,容易出现扯皮、推诿,难以落实属地管理职责。沿江趸船、自用船,由于不是港口码头设施,没有停靠港口岸线,交通部门无法依据管理;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至今没有完成,部分地方由于管理主体缺失,没有将沿江岸线资源管理纳入日常巡查,管理执法不力,导致沿江违建及环境脏乱差情况突出,制约了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修复。

三、几点建议

岸线资源是汉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一公里屏障,要多措并举,统筹兼顾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

(一)进一步加强岸线资源具体化保护机制

建议依据《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襄阳沿江发展规划》,抓紧编制具体可行的《襄阳汉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通过科学评价岸线资源,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的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通航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布局绿地、管网、廊道、交通等生产、生活、生态岸线,具体到每一段每一米,实现岸线全覆盖。

(二)进一步完善岸线资源分级管理机制

建议一方面把利用岸线资源的港口、堤防建设、沿江绿色廊道等重大项目建设归口市级,全市一盘棋统筹规划、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政策资金扶持以及更高的技术标准推进建设。如针对沿江四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可整合成立市级汉江湿地公园管理处,指导建设管理。另一方面把岸线资源管理保护事项下沉至县级。落实岸线保护工作的关键是加强日常巡查,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问题。同时,要依法依规制订事权清单,完善执法工作流程,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整合水利、交通、公安等水上执法力量和装备,确保基层执法一线有足够资源履行监管职责。

同时,进一步坚持并推深做实河湖长制,发挥河湖长制平台综合协调优势,探索建立党委政府主导、水利部门牵头、协调整合公安等各方力量参与配合的河湖综合执法、联合执法机制,统筹推进包括岸线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在内的沿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除重大复杂、跨区域执法由市级组织协调外,岸线资源管理保护执法工作主要由沿江区县级借助河湖长制平台组织实施。

(三)进一步加大岸线资源生态修复保护力度

突出抓好生态修复,构建汉江中游绿色屏障。按照“宜树则树、宜草则草、宜湿则湿”的原则,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加快沿江植绿保湿,建设生态环河自然景观。规划安排一批河道、航道整治修复工程,推进河道河床修复和岸线平整和弃砂综合利用;进一步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理念,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治”“非法砂场非法码头整治”“非法采砂整治”“船舶污染防治”“沿线港口岸线资源清理整顿”“汉江两岸造林绿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专项治理”“企业非法排污整治”“入河排污口整改提升”“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城乡生活污水治理”等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落实到位;加快河道“清四乱”“退耕还湿”,禁止在河道内洲滩范围内围垦、取土、养殖及排污,充分体现岸线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

(四)进一步提升岸线资源项目化利用水平

加快汉江沿江项目策划,研究储备一批沿江河道内居民整体搬迁、生态修复、岸线资源利用建设项目,实施涉岸产业提升工程。借助新集枢纽建设契机,研究在城市上游重新布设饮用水水源地的可行性,破解城区岸线围网困境,还亲水平台于民。策划实施发展湿地、洲滩经济,依托湿地资源“借水生财”。如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利用岸线、湿地、洲滩推进无害化养殖、种植,建设生态防护林循环利用,对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利用湿地开展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减少水污染治理成本,培育沿江旅游等经济增长点。

充分挖掘岸线资源的经济和文化旅游价值,加快规划建设襄阳新港,发展多式联运,布局临港产业和临江城镇,承接产业转移。可由市公交公司打造一批纯电动的渡船,将月亮湾、长寿岛、唐城等建成不同风格的轮渡站点,发展水上公交。融入襄阳文化元素,加快沿江湿地公园、沿江绿道和观景平台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将月亮湾公园、三桥滨江路到长寿岛汉江两岸建成沿江绿道,建设公交码头站,打造沿江“桨声灯影”。

(五)进一步创新岸线资源市场化利用机制

认真贯彻落实《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快推进岸线资源划界确权工作,推行岸线资源物权化。建议可由发改部门牵头编制规划,水利划界,自然资源部门确权,汉江国投代行岸线资源的公共物主权益,探索岸线资源收储、有偿使用机制,发挥市场在岸线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岸线资源的有偿出让、转让和退出。争取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基金和省级搭建的国开行等银企平台,推进战略合作,破解融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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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襄阳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城市——关于抢抓机遇提升城市能级的建议报告

襄阳市政协研究室

城市能级是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集中体现,决定城市在未来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市政协围绕“抢抓机遇提升城市能级”,深入调查研究,开展“我为提升城市能级献一策”活动。总的来看,当前受国家宏观战略激励,新一轮城市竞争与合作呈现新态势,把握得好就是机遇,否则就是挑战。襄阳应相机而变、顺势而为,强化当前和“十四五”期间的谋篇布局,迅速提升城市能级,在国家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和全省“一芯两带三区”战略布局中,求突破争作为。

一、提升城市能级关系长远、迫在眉睫

回顾城市发展史,襄阳在融入宏观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中,先后抓住国家布点三线建设、东风公司东移、中部崛起、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等重大契机,抢先一步、重点突破,实现了借势蓄能、提档升级。当前,国家规划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明确支持襄阳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襄阳首次在宏观战略层面有了“专属角色”,将获得系列重大项目支持,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随着国家大力实施提振内需战略,即将出台新一轮促进中部崛起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全省“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的深入推进,襄阳作为国家重要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重要制造业基地、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在融入大战略、对接大格局上有精准切入的先机和条件,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专项布局。近年来襄阳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探索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的绿色发展模式,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总量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居第4位,在中部地区87个城市中居第7位,在全国城市中居第51位,已夯实提升城市能级的基础条件。随着城市步入高铁时代,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区位优势将充分彰显,空间布局持续优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必将显著提升。一系列政策机遇和红利叠加,襄阳发展即将迎来新的“黄金十年”,已站在提升城市能级的“新风口”。

但是也应看到,机遇激化竞争重组格局,追赶的步伐稍慢,就可能错失机遇、陷入被动,在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与合作中被虹吸、被边缘。这次调研分别选取宜昌、洛阳、徐州、赣州、芜湖等城市,对比分析省域副中心城市应有的能级作用,感到襄阳的磁极效应还不强,追赶超越的任务还很重。

(一)从经济能级看,综合实力还不够强,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升。对比经济总量,在汉江流域13个城市中(不含武汉,下同),襄阳是唯一GDP总量超过4000亿的城市,但优势正逐步减弱,2018年襄阳经济总量在全流域的比重为21.5%,经济首位度为1.21,分别比2013年下降0.4%和0.07。从副中心城市在全省辐射带动作用看,襄阳GDP总量、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10.9%和8.9%,在六个城市同类指标占比排名中分居第二和第四位,以上两项指标占省会城市的比重分别为29%和19.3%,在六个城市同类指标占比排名中都居第五。同为省会城市,武汉的GDP总量、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比重都最高,分别达37.7%和46.2%,这说明襄阳在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还不够强,省会城市“一枝独大”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对比经济效益,六个城市中,襄阳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单位面积GDP、单位面积财政收入都排第四,单位面积GDP只有徐州的36.4%、单位面积财政收入只有芜湖的28.4%。我市单位GDP能耗为0.794吨标准煤/万元,是徐州的2.3倍;单位GDP水耗为85立方米/万元,是洛阳的2.5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4%;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指数仅高于赣州。对比经济活力,我市经济结构总体仍属传统产业主导,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8.9%,低于全国(51.6%)、全省(47.6%)平均水平,与徐州(49%)、洛阳(50.3%)的差距较大。市场活跃度有待提升,襄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万元,在六城市中排第四;每万人市场主体户数为821户,徐州为1048户。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评选,六城市中只有襄阳和赣州没有企业入围,徐州有4家企业入围。

(二)从创新能级看,自主创新动能不足,汇聚创新要素能力有待增强。襄阳是国家创新型城市,科技对经济贡献率达67.9%,但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显示,在全国纳入测度排名的289个城市中,襄阳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第94,在六城市中排第五。

从专利授权看,2018年我市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分别为9887件和4237件,分别占全省总量的7.6%和6.6%,在六城市排名中都居末位;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9件,远低于全省8.24件的平均水平,不到芜湖的十分之一。从产业创新看,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及相关产业发展较慢,新材料产业产值约为全省的1/15,仅为宜昌的1/4,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为14.4%。我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505家,徐州、芜湖都超过了600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芜湖有277个、洛阳有202个,我市只有88个;省级及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芜湖有16个,洛阳有20个,我市只有7个。从人才支撑看,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为8714人,低于全省11220人和全国12445人的平均水平,5年间只增加了2143人(全国同期增加3515人),吸聚人才资源能力还不强。我市每万人高校在校生数量为104人,只有芜湖的22.9%,不到洛阳和徐州的一半。我市五所大中专院校每年毕业生约在1.2万人左右,首次就业在襄阳的占45%,比同期襄阳籍学生的比例还低5个百分点。

(三)从开放能级看,对外协作范围和领域还不广,集聚配置资源能力有待加强。襄阳人口活力指数为95.7,在六城市中排名第四,宜昌已进入人口净流入时期。2018年我市经济外向度为4.4,在六个城市中排名第五;全市进出口总额为188.1亿元,只有徐州的24%;实际利用外资8.8亿美元,只有洛阳的31%。

襄阳自贸片区在全国同批次23个自贸试验(片)区中,创新指数排名第8,高于宜昌和洛阳,但集聚资源能力还不强,挂牌以来进驻市场主体3277家,而宜昌片区同期新增市场主体4700多家,洛阳片区进驻企业达到10061家。我市去年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开行班列超过20列(共出口1675大箱),而宜昌开行中欧班列59列,徐州达到100多列。我市通航城市达到31个、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40万人次,还没有开通国际航线,而宜昌、洛阳、徐州都有2至3条国际航线,三峡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已接近300万人次。

(四)从支撑能级看,城市功能有待提升,影响力还不强。就交通密度和通达性看,我市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153.2公里,在六城市中仅次于芜湖,但高速路网密度仅为每百平方公里3公里,属最低。零距离换乘、无缝衔接的综合客货运输枢纽建设滞后,多式联运还不发达。城市轨道交通尚未落地,而徐州、洛阳地铁已开工建设,芜湖也成为第四十个获批轨道交通的城市。就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看,我市高等教育学校数量、学生规模及学校占地规模均不如十堰、宜昌、荆州、南阳等地,还没有“一本”院校,办学水平也有待提升;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差距较大,人均资源总体偏少;养老服务品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医养结合型养老院数量偏少。培育引进有知名度、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民生机构力度不够,品牌优、品质高的社会生活服务供给不足,区域辐射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引才留人的黏性。就城市生态环境看,空气质量堪忧,2018年我市PM10、PM2.5累计浓度均为全省最高,分别为89μg/m3、61μg/m3,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7%和7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全省最低、为232天。水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用后,汉江襄阳段来水量减少,沙化土地增加,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削弱,小清河、南渠水质亟待改善。

二、把握大势找准提升城市能级新方位

当前和“十四五”期间,襄阳应紧贴国家宏观大局和建设“一极两中心”战略部署,加快实施提升城市能级的重大基础性工程,着力在汉江流域19.16万平方公里及武汉、郑州、西安、重庆四个特大城市中间30万平方公里范围、相对欠发达区域中率先崛起,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城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相呼应,成为引领汉江流域和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发展的龙头。在城市能级定位上,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绿色彰显,建成生态一流、灵秀典雅的国家沿江转型发展典范城市。绿色成为城市发展最鲜明底色和最显著特征,全域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减量化增长全面实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构建起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经济体系。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迈入“拥江绣城增绿”新阶段,生产、生活、生态动态平衡,绿色简约理念融入城市生活。多元文化场景和特色文化载体塑造独具特色,青山、碧水、蓝天、古城、绿洲交相辉映,呈现灵动秀美的滨江园林城市风貌和古朴雅致的人文历史魅力,成为生态优、产业绿、家园美的国家内河绿色发展典范城市。

——创新驱动,建成经济数字化、治理智慧化的中部智能制造基地和区域数字产业中心。紧贴湖北“芯屏端网”十大重点产业发展布局,通过品质化提升、智能化升级,现有产业得以调整优化,国家新能源汽车之都及汽车产业基地地位巩固,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智能制造基地、服务业核心城市和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初步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形成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优势。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构建起市县乡三级畅通的网络支撑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跨行业的城市协同治理和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区域创新核心引擎,新经济快速成长,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城市创新力、创业力、创造力全面提升。

——开放互融,建成引领区域、承接东西的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大口岸、大通关、大物流战略全面实施,由铁路、公路为主导的区域枢纽向以高铁、航空、水运为主导的国家综合枢纽升级,多式联运全域发展,形成若干特色物流中心,商贸流通节点地位得以确立;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国家一流高新区、东津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优化提升,引领区域开放,建成汉江流域金融中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产城紧密融合、营商环境一流,成为周边四大城市圈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外溢的重要承接区域,城市集聚资源的功能等级和空间效率大幅提升。

——统筹城乡,建成协调共享、包容增长的新型都市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构建中心城市现代化、县域城镇化、市域一体化的襄阳都市圈发展新格局;遵循商业逻辑推进城市发展模式创新,推进新城精明增长、旧城有机更新,片区一体开发、场景立体营造,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品质;枢纽经济加快发展,在周边国家级中心城市—襄阳区域性中心城市—县域中小城市—小城镇多层级功能的城市集群中发挥独特链结和带动作用。

三、明确推进城市能级提升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

围绕增强城市核心功能,在区域产业、交通、金融、贸易的核心功能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在数字经济、构建襄阳都市圈、制度创新、品质生活等关键领域厚植竞争优势。

(一)推进区域制造业中心综合实力取得新突破。

构建高能级产业体系。一方面,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全产业链、全产品链、全生态链布局,依托“智行隆中”项目,推动全市汽车制造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新技术跨界相连,打造人、车、路、云、网、城市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大力推进东津高端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建设,紧密结合全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强政策引导,重点引进以精密机械为核心的特种装备产业、以机器人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线及物流装备产业、与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及军工等领域相配套的先进制造装备产业;规划建设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园,整合利用已形成的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优势,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倾斜性支持台基半导体等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抢占国内大功率半导体行业制高点,同时以整机应用和信息消费需求为牵引,推动整机与芯片联动、硬件与软件结合、产品与服务融合发展的自主创新产业生态建设。大力发展储能系统集成与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开展分布式储能、分布式“光伏+储能”等领域研究和应用,并瞄准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着力引进氢能制备储运、燃料电池汽车等应用示范项目,着力推进新能源在绿色电力、绿色热力、绿色交通等领域的生产与利用,以绿色能源革命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壮大现有光学红外线玻璃,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集群,在引进石墨烯、3D打印材料、超高温材料、新兴功能材料上寻求突破,建立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推动新材料领域军民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推动机械、化工、农产品加工、纺织、建材等传统制造业节能减排、兼并重组,细分行业,制定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提升方案,分行业整治“低小散乱”企业,提高全行业品牌化、智能化、高端化水平。

构建高水平创新体系。推动行业领军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围绕重点产业建立产学研用资联盟,联合实行技术攻关悬赏制,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和前沿技术,建立专利联盟,设立“专利池”并成立管理委员会,进入“专利池”的专利成果以使用权许可方式在联盟成员间共享共用,联盟成员按比例获取成果转化收益。鼓励高校院所联合国有平台公司、社会资本共同组建科技成果转化校地合作基金,支持其到我市各产业功能区联合办学,利用校、院内及周边土地、楼宇等资源,共建环高校院所知识经济圈,财政给予扶持资金。

构建高成长企业体系。大力实施龙头骨干型、创新驱动型、融合示范型、优质成长型企业分类培育行动,分别选择一批达到或有望达到培育标准的重点企业,建立分类培育库,“一企一策”精准培育;开展全市工业50强企业认定,树立标杆,典型示范;制定全社会研发投入专项行动计划,明确各类企业研发投入奖励标准,对达标企业超出规定标准部分给予奖励。分行业选树质量标杆企业,建立和完善品牌建设、培育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推动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提升。

构建高效率升级体系。全面实施制造业“互联网+”提升行动计划,按年度推进“机器换人”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两化融合”示范项目、重点企业市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推动在企业普遍设立首席信息官,每年至少引导1000家企业将已建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转移升级。全面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研究制定市级绿色制造区域评价办法、绿色园区评价管理规范、绿色工厂评价等系列绿色标准,构建具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市、区县、园区、企业”四位一体标准体系。按照分级、分类、分层培育原则,全面推进绿色工厂星级管理全覆盖。

(二)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通达辐射能力取得新突破。

强化枢纽互联互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将东津高铁站建成集高铁、公交、地铁、班线客运及旅游专线于一体的现代综合客运枢纽。在市域高铁沿线布局若干公铁换乘中心,优化“三纵三横”“米”字型铁路运输网,在小河港、唐白河港、余家湖港等重要港区建设铁路专运线,加密襄汉欧、襄渝欧、襄西欧班列,稳定“襄钦马”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强化铁路站点、机场枢纽、高速公路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强化刘集机场与国内外枢纽机场战略合作,加密现有一线城市干线航班,开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际航线,着力引进大型基地航空公司、航空货代公司、物流集成商,尽快组建本土基地航空公司,发展全货机航班和客机腹舱带货,推动航空枢纽由“以客为主”向“客货并举”转变。顺应城市规划发展变化,修编襄阳港建设规划,加快推进汉江梯级开发,建设小河港陆域设施,改扩建余家湖港区煤炭物流园,推动唐白河港区和襄北物流园、国际陆港中心联动发展。加强与盐田港的战略合作,提升各港区现代化作业水平,大力发展专业物流,开辟至南阳、十堰、安康等城市铁水联运线路,拓展与武汉、上海、宁波、广州等集装箱江河联运航线。

打造特色物流中心,发展枢纽经济。建设区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围绕粮食、煤炭、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建设一批大型仓储基地,吸引国内外企业在襄布局采购中心,打造“线上+线下、现货+期货、交易+交割”的全功能期货交易交割平台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全球网购商品区域集散分拨中心,重点推动襄阳自贸片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验区扩大规模、提升水平,构建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和生态链,提高进出口业务量,引导企业在襄构建跨国采购平台。建设区域快递物流中心,吸引全国主要电商平台、快递物流企业在襄布局全国物流集散中心和仓储配送中心,完善快递全国集疏和区域配送网络,推动快递物流和航空、铁路、公路运输行业联动发展,大力发展高铁快件运输。着眼特色物流中心的建设和全市产业发展规划,优化物流发展布局,在主城区外围布局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推进与浙江传化公路港、京东物流和国内知名物流承运商的项目合作,建成全市物流信息综合平台,打造临港、临铁、临空多式联运和城市配送物流园区。建立以“一单制”联运为核心的便捷运输制度,制定推行企业互认的单证标准,实现一站托运、一次收费、一单到底。全面推行货物电子标签制度,推进全链条对接、全过程追踪,未来推动货物运输在市域内实现高铁、城际、航空、公路“一票制”综合联程服务。

构建都市绿色交通体系。规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优先连通四大城区,串接三大火车站,引导规划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开发利用。在城市公共领域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加快现有公交场站升级改造及电力扩容,力争用两到三年时间将公交车全部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同时逐年提升城市新增或更新的环卫、邮政、公务用车、出租汽车的新能源汽车比例,港口、机场、铁路货车等新增或更换的作业车辆主要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稳妥推进新能源汽车车辆传统租赁、分时租赁、车电分离、残值回购、网约车租赁等新兴模式发展。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构建以快速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轨道交通、出租车和微型交通为补充、慢行交通相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逐步开通中心城区到周边乡镇的城市公交。依法规范路权,完善健身步道、自行车生态骑行道等城市慢行网络,引导居民形成“公交+慢行”绿色出行模式,建成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泊位为补充,体现区域差别化的停车设施和管理体系。

(三)推进区域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取得新突破。

建设金融集聚区,集聚机构。以东津新区为中心建设金融集聚区,邀请智库和专家团队编制建设规划,促进区域级、市级金融机构实现空间集聚,并制定土地供应、财税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全国性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在集聚区设立区域服务总部、后台服务中心。加快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培育消费金融、汽车金融、融资租赁等体量大、带动力强的法人机构,规范发展小贷、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机构。

鼓励多元化金融创新,集聚业态。着力以襄阳自贸片区为平台加强金融创新,培育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物流金融、航空金融、离岸金融等特色金融。加快以“交易平台+金融机构+仓储物流合作方”模式,启动食用菌、芝麻、碳排放等区域性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及时兑付企业上市扶持奖励政策,对列入上市后备库企业,分层次、分行业培育服务,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债、双创债等试点,为企业发债提供担保、贴息、评估和增信等便利或优惠。

聚焦实体经济,搭建服务平台。加快全市信用平台建设,整合银行征信数据和政府部门涉企信息数据资源,探索信息展示、评级、预警、企业培育等功能,形成“虚拟担保品”,以“小微续贷通”、“小微长贷通”、“税易贷”等业务创新,应用于金融机构全流程管理。立足政府公共信用平台,建立投融资领域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实行“黑红名单”制度。

(四)推进区域消费中心服务功能取得新突破。

聚力打造“两心四片多点”城市核心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区。全面梳理中心城区商业用地规划,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现代服务业专项规划,进一步优化商业网点布局,针对商业用地规模过剩区域,适度调减商业用地和开发强度。明确商业建设项目的立项、选址、建设、开办等规范化审批程序,建立商业网点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备案制度、会审制度或听证制度,彻底改变无序散乱、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状况。重点建设东津新区区域性金融商务中心、樊西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着力提升樊城片区长虹路、长征路、人民广场、牛首商圈、襄城古城文化旅游片区庞公、檀溪商圈、高新区邓城大道商圈、连山湖商圈、襄州片区张湾商圈;依托高新区、东津新区,结合科技城及高新区研发机构建设,打造制造业研发和科技服务中心,依托东津高铁站打造区域商务和文化旅游中心,依托城市社区,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集美容美发、家政托幼、日用消费等基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消费服务中心。整合古城片区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把胜利街打造成集旅游、商业、餐饮、文艺表演、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商旅文融合发展特色商圈。调整襄城北街经营业态,恢复建设樊城陈老巷历史街区,发展兼具历史文化旅游与休闲购物特色的步行街。改造升级位于长虹路商圈的再尔电子、现代城等消费电子街区,吸引业态集聚,建设集批发零售于一体、服务区域的消费电子展示平台。结合城市商圈改造,制定支持政策,对标一流商业名街,支持国内知名商业企业品牌、商品品牌和服务品牌在襄设立区域性品牌首店、旗舰店,建设一批时尚特色商街,打造国内外一线品牌进入内地市场的区域重要驻地和消费目的地。

大力推进消费业态创新。加快襄阳自贸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进口企业在自贸区设立进口母仓、区域总仓,开展跨境电商企业—企业—消费者进口业务,开设进出口商品免税店,拓展进口商品展销、保税延展等消费业态,推行“区内买单、海关监管、快速通关、密封自提”新型购物通关模式。加强与消费领域知名创新企业对接,在襄布局新零售、无人零售、跨界零售等新消费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智慧商圈、智慧集市和智慧商店。引导本地传统商业企业创新经营机制,向全渠道平台商、集成服务商、供应链服务商、定制化服务商转型,鼓励商超实行深度联营和买断经营,发展集“网上商城、微信营销、APP应用、线下商店”于一体的全渠道经营模式。推动市区购物中心调整业态,推广文化、艺术、教育、餐饮娱乐、体验和零售多业态聚合的新型复合消费业态。大力繁荣城市“夜经济”,建设一批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打造“夜游汉江”“夜赏襄曲”“夜品襄味”“夜购襄货”系列品牌。

实施营销载体创建行动。制作“襄阳消费地图”,实时发布推送购物、旅游、餐饮、娱乐等促消资讯。加大“襄阳手信(礼物)”宣传推广,在全市重要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口岸、游客中心设立本地特色商品精品馆。围绕季节性消费热点和重要节假日,积极举办年货节、旅游节、文化节、音乐节、美食节等各类主题购物节会;重点打造汉江流域农产品博览会、中国有机食品博览会等商贸会展品牌,探索开办时装周、工业设计大展、文创作品展、茶博会等时尚领域重点展会,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襄阳,到襄阳购物旅游。

(五)打造领先区域的数字经济新高地。

加快建设“城市大脑”。强化顶层设计,以“城市大脑”建设统筹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建设应用计划,将“城市大脑”打造成深度链接和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协调联动的城市数字化治理综合设施。为此要加快推进数据归集共享,全面推动各类数据向“城市大脑”汇集,统一制定“目录清晰、标准统一、一数一源、动态更新”的公共数据资源管理体系,配套建设共享接口和共享资料两个工作后台。当下抓紧完善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社会信用、电子证照五大基础数据库,通过各类数据的关联分析,充分挖掘和提升数据资源价值,建成城市大数据运营和展示中心。

率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建设“1+N”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城市大数据中心,联合知名制造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共建一个跨行业跨领域、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从构筑“设备云”“设备淘宝网”入手,实现对设计、生产、销售、运维全流程的数据采集分析;围绕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电机及节能控制、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鼓励和支持域内已建、在建或拟建的平台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资源整合、合作并购等方式加快发展,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垂直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着力“建成用好”,升级改造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推进企业外部网络升级、内部网络改造,推动5G、IPV6等新型网络技术在企业的部署应用,支持重点行业企业适时部署工业互联网网关等数据采集关键设备。

突破性发展数字产业。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项目,发展基于宽带互联网的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应用示范,推动汽车控制芯片、车载系统等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应用。重点建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引进大尺寸、下一代材料和特种先进工艺集成电路生产线。积极培育数字化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比如加快推广智能仓储,建设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大力发展数字文创产业,布局数字出版、数字娱乐、文化和科技融合、动漫游戏等产业基地,打造区域数字内容产业中心。促进集成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众创、众包、众筹等新模式。

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按照建设“城市大脑”顶层设计方案,统筹推进城市数字化运营管理创新。推动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共享,构建统一、规范、市县乡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立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政府数据采集机制。以“全网通办、一次掌上办”为目标,制定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目录,以“城市大脑”为平台,搭建全市统一的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政务数据中心,支撑建设“移动办事之城”。深化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和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建设,强化政务大数据和企业、社会民生大数据的汇聚融合和关联分析,重点发展智慧出行、智慧城管、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文化、智慧医疗、智慧健康、智慧家庭等智慧民生服务,推动全市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消费水平双提升。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通信枢纽,实施“千兆智联”“NB-IOT推广应用”“IPV6规模化部署”“LPWAN智慧小区”等专项行动,提升用户普及率和网络接入覆盖率;加快推进5G网络部署,积极争创5G应用示范试点城市。实施乡镇、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振兴行动,促进4G网络深度覆盖和光纤宽带提速;推进市政公用设施、环卫设施、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构建市政设施管理感知网络系统。

(六)构建协调共享的襄阳都市圈新格局。

统筹构建襄阳都市圈新空间。按照机动出行1小时空间距离为半径,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统筹宜城城区、南漳县城及其紧密联系的镇,统筹建设襄阳都市圈。在这个范围内,识别区域生态空间的约束性要素和区域城镇廊道的引导性要素,统筹安排协作互补的功能网络体系,解决区域生态安全共保、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功能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实现襄阳都市圈一体化、同城化发展。

优化都市圈城镇空间布局。按照睿智增长理念,推动城市发展由“轴向放射”走向“区域轴带联动”。对接区域发展动能,在既有“一洲三廊四城”空间格局上,优化形成“两轴两带三区、一主两副三支点”(两轴即汉十城镇发展轴和襄荆城镇发展轴、两带即汉江生态发展带和麻竹特色发展带、三区即区域发展核心区、统筹提升区、特色发展区,一主即中心城区,两副即枣阳城区、谷城老河口组团,三支点即宜城、南漳、保康城区)的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突出都市圈功能分区和发展重点,借助建筑量、实有人口、手机信令等新数据,对开发边界内不同建设区域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主圈层强化城市有机更新,降低人口、建筑密度,推进服务设施配置均衡化、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对外围城区,强化用地集约增长,突出产城融合、职住平衡,配套服务设施,提升人口集聚力,特色化、高标准建设。同时加强乡村地区资源整合,分区分类引导美丽生态乡村建设。更加关注城市社区、乡村等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微空间,按照15分钟步行可达、服务人口3万-6万人的标准,基于对不同阶层人群使用设施类型和频率的数据研究,构架安全、友好的差异化居民基本生活空间单元。

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产业共融,探索建立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推动中心城区集聚创新要素、提升经济密度、增强高端服务功能,推动襄城、樊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区转移,推动中心城区钢铁、化工等产业向圈内周边区域有序转移。市场共兴,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鼓励金融机构在都市圈协同布局,探索银行分支机构在都市圈内跨行政区开展业务;探索联合监管机制,逐步实现“信息互通、准入一体、信用共享、执法协作、成果互认”大监管格局。交通共建,加快河谷、枣潜、保神、襄南和绕城南段高速公路建设,探索地方高频次通行车辆高速公路收费优惠政策,加快推广ETC应用,提升都市圈内高速公路通勤效率。超前开展襄宜南核心区轨道交通衔接可行性研究,强化宜城、南漳与主城区的一体联系。推进枣阳、宜城、南漳、老河口、保康等县级铁路枢纽建设,强化内外双向链接的门户功能,建设面向区域的辐射节点。服务共享,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和三级医院推进集团化办学办医,支持中心城区三级医院异地设置分支机构;推动政务服务联通互认,全面实现同城化“一网通办”。

(七)争创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新优势。

构建落实减量化增长的制度体系。积极争创“无废城市”,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总量趋零增长,主要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水平全面提升,危险废弃物全面安全管控。推进市场主导的绿色发展体制创新,比如整合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建立权责明确、归属清晰、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实行统一监管、统一系统性修复;探索建立区域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鼓励各县市区通过协商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关系;探索成立区域性碳交易中心,积极推进碳交易试点;将市场前景广阔、节能减排效果好的项目推向资本市场,加快培育环保骨干企业;运用财税、价格、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建设,利用好政府债券、环保彩票金、生态项目生态环境保证金等方式筹集生态建设资金。

推进工业标准地改革。总结工业项目“先建后验、拿地即开工”经验,在市域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等重点区域,新批工业用地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实现“标准地”制度供地,即在土地出让前即完成区域性统一评价,明确每块建设用地的规划建设、能耗、污染排放、产业导向、单位产出等各类标准,经发改部门“一窗受理”后直接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后,相关部门按照既定标准和法定条件验收,用“事前定标准、事后管达标、亩产论英雄”,实现以市场化方式招引高质量项目落地。

打造有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围绕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一窗办理、一网通办”,清理整合分散独立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实现“三统一”,即统一接入“城市大脑”政务云,统一建立联通的全市线上线下服务大厅,统一制定政务服务事项规范标准、办事指南、实用手册和申报材料规范,彻底消除审批服务中的模糊和兜底条款,全面推行“前台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市域无差别工作模式。围绕有效扩大民间投资,在土地供应、区域开发、重大项目等方面制定适宜的进入和鼓励政策,定期发布城市投资机会清单,逐年分领域推出一系列面向民间资本、符合产业导向、有助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围绕深化减税和便利化改革,整合税务服务系统,实现“一网办税”“一键咨询”和政策统一发布,推进企业财务报表和税务申报表自动转化,建设税务人端和纳税人端两个平台集成再造的新一代电子税务局。围绕强化创新人才支撑,尽快汇总编制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属柔性引进的人才,根据工作实绩给予生活补贴,属招引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的,分类别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免费提供工作场所,其缴纳的税收地方分享部分“先征后奖”,同时建立人才专用编制“周转池”,解决急需紧缺人才编制使用问题。

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充分发挥汉江流域中心城市作用,以“三个一体化”积极促进流域合作发展,即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联动推进省际断头路建设,在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项目策划建设上加强协作;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共同发布流域开发负面清单,设定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优先开发的河段、区域,联合开展全流域环境保护督察,建设统一的流域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行监测预警机制;产业转型升级一体化协作,在产业招商、对接科创资源上加强协作,探索“飞地经济”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科创平台,发起设立协同优势产业基金,在跨行政区域、跨不同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间实现资本合作。联手打造汉江绿色精粹线路,推动旅游协作、联动发展,与武汉、郑州、成都、重庆等地结成旅游发展合作联盟。积极推动科创资源的互认,加速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开放共享。联合举办汉江流域创新挑战赛、职业技能大赛,建立流域企业需求联合发布机制和科技服务机构数据库,共同编制创新资源标识图,为区域联合开展产业链配套建设提供指引。积极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密切与武汉城市圈在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的项目协作,主动和周边四大城市群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深度合作,拓宽城市发展的外部空间。

(八)建设温馨宜居的品质生活新家园。

打造碧水蓝天、绿荫环绕的自然生态。大力实施全域复绿系统工程,推动汉江干支流岸线复绿、鄂北防护林建设、公路绿色通道提升、精准灭荒、关停废弃矿山和工程临时占地生态复绿等,“建点、连线、扩面”统筹,“乔、灌、藤、草”结合,“本土化、彩色化、景观化、效益化”并举,“山、水、林、田、湖、草”共治,把生产线变成生态线,把生活线变成景观线;大力推进蓝天行动,加强汽车尾气源头治理,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使用总量,推进园区集中供热或清洁能源供热全覆盖,探索制定更严格的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地方标准;大力推进碧水行动,修订《襄阳市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协同推进“一江五河”保护与治理,全面开展汉江及支流排污口登记核查工作和黑臭水体整治,加快实施城镇和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项目的改扩建工程;大力推进净土行动,治理工业土地污染,对重点区域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加密详查和治理修复。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推进“两减两清”工程,推广鼓励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回收、减量处理再利用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因地制宜推行卫生填埋、焚烧、堆肥或沼气处理等方式。

打造匠心独具、以文为魂的人文底蕴。加快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依托襄阳古城、隆中风景区、东津古镇等文化资源及汉江、鱼梁洲、岘山、鹿门山等优质景观资源,打造文化旅游核心区,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加强城市文化创意集聚区、特色文化小镇、文化名村和特色街区建设,促进文化与建筑业、信息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文化润城工程,打造“书香襄阳”品牌,以构建“15分钟阅读文化圈”为目标,在城市商业街区、居住核心城区,通过闲置用房改建、社会组织共建、政府投资新建等多种形式,建设百家“城市书房”;打造“文润襄阳”品牌,在城市建设中强化文化元素注入,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群众性公益文化活动品质,让襄阳“处处有文化、时时可触摸”;打造“艺术襄阳”品牌,大力实施文艺精品战略,努力打造一批叫得响、传得开、记得住、留得下的精品力作,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加强城市营销,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打造优质高效、多元供给的公共服务。大力实施“名校名院名所名企”引进工程,遴选国内高校,探索推进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健全财政、土地、登记、收费等支持民办高校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创办高水平创新型大学。扩大教育开放,培育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示范项目。支持湖北文理学院创建省级“双一流”高校,推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二期工程,重点支持现有高校发展有优势的一流学科、与襄阳产业需求相匹配的专业,创新办学形式和运行机制,努力办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全面推进幼儿园及中小学集团化办学,整合优质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资源,由市区教育部门牵头组建学校教育集团,支持区域内临近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建同学段或跨学段的学校协作体,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深层次的教育资源共享。加快推进市级医院重点项目和特色专科建设,进一步建设紧密医疗服务联合体及特色专科联盟,整合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和高端医疗服务机构,以及举办中医类专科医院和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鼓励社会办医机构实行连锁、集团化经营,各类医疗机构都可以按条件向医保部门提出申请,经评估后签订医保服务协议。鼓励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机构开展技术交流和医务互训,以多种方式共建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促进大型医疗设备共享。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居民健康管理服务,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居家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服务。鼓励社会办医机构建设养老设施、在养老机构设立医疗点或提供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依托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集合医疗康复、养老保健、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的健康旅游基地,开拓中高端医疗保健旅游市场,打造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体育休闲基地和康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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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医生“线上”下基层成常态

襄阳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远程医疗真是好,看病方便还省钱!”南漳县肖堰镇西流坪村86岁村民陈德翠说。2018年元月,陈德翠骨折,通过南漳县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在肖堰镇中心卫生院住院2个月治好了,与在县医院治疗相比,不算陪护生活费,仅医疗费就省了1万多元。这是我市大力推进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让好医生“线上”下基层,人民群众医疗服务获得感不断提升的一个缩影。

远程医疗打破了区域限制,推动了医疗资源、人力资源的共享,使得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大好事。目前,我市已经建成1个全市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市中心医院和市一医院2个市级远程会诊中心、南漳和保康2个县级远程会诊中心、23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客户端,但总体来看,覆盖范围还很有限,服务项目也主要集中在远程影像诊断方面,疑难重症多学科会诊少,市级医院远程会诊服务更少,全年还不足100例。为此,我们建议以全覆盖、真惠民为目标,着力健全网络、完善机制,加快推进远程医疗发展。

一是将好事办实在。据初步统计,完善市县乡村四级远程医疗系统,还需要完成2个市级(市中医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5个县级远程会诊中心(枣阳市、宜城市、老河口市、谷城县、襄州区)、14个专科联盟客户端(县级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各7个)、112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客户端、2470个村卫生室远程培训工作站的建设,还需投入资金约1100万元。建议将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远程医疗系统”作为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一项重要惠民举措,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政府和医疗部门双向发力,市县乡村同步推进,尽快实现全覆盖目标。

二是将网络全联通。学习远程医疗“贵州方案”,形成“一张网、一平台、一枢纽”的远程医疗技术架构,加快市、县两级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建设,推动乡、村卫生机构的全部接入,实现市域内所有同级医院、上下级医院的互联互通,建立“横向贯通、纵向互通”“扁平化、零距离”的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实现我市远程医疗系统与各医疗机构内部信息共享、互联。构建远程医疗政策管理体系,细致划分远程医疗的各方权、责、利,制定、完善远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费用结算办法、远程医疗相关操作规范。

三是将费用定合理。远程医疗推进不快的原因,除了网络建设外,收费机制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医院来说,收费还不够弥补医院远程医疗服务成本;对患者来说,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实际报销比例最高的不到20%、最低的仅有5%,导致医患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建议按照“弥补医院合理成本、方便患者理解、便于收费操作”的合理化原则,结合襄阳实际,研究改进远程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

在多学科会诊收费方面,现行的是按专家级别、人数由患者与医疗机构双方协商确定,县级、市州级最高分别不超过211、305元,可修改为先明确单个专家、单位时间内的收费标准,然后再按实际会诊的专家人数和时间收取,使其合理体现医生劳动价值,激发更多医院、更多医生参与远程医疗的积极性。

在医保报销方面,现行的是先按照会诊专家门诊诊察费标准(正高16元、副高10元、主治医师3元)纳入报销范围,再按患者住院医院医保报销比例报销,可以借鉴贵州经验,先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全额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再按患者住院医院医保报销比例报销,从而提高医保报销水平,减轻患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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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襄阳市政协经济技术委员会

民营经济是我市经济最具活力的发展源泉,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襄阳奋力打造“一芯之心、两带之极、三区之柱”,推进“一极两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近期,我们就民营经济发展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及走访活动,并另组织70多名经济、科技界市政协委员,分别深入城区100家民营企业(以下简称民企)进行实地调研,收集调查问卷85份,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分析。

从调研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2018年,完成增加值2275亿元,占GDP的比重52.8%;民间投资比上年增长8.1%,占全社会投资的71%;民企数量累计达到8.87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6.55万户,吸纳从业人员147.6万人。其中,全市规上民营工业企业1427户,占全市规上企业总数的85.6%,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1.4%,上缴税金占全市61.4%,资产总额1821.5亿元。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营商环境不优等问题日益凸显。

(一)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一是民营经济总量偏小。虽然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较快,但规模和水平还不高。2018年,我市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55.5%)低2.7个百分点,比宜昌(62%)低9.2个百分点,比咸宁(79.4%)低26.6个百分点。二是骨干龙头企业不多。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我市有2家(襄大农牧364位、骆驼集团377位);2018年仅有1家(骆驼集团487位),而且排名下滑趋势明显;湖北省民营企业100强我市有6家,宜昌有8家、武汉有58家。三是竞争力不强。现有民企主要集中在纺织、化工、机械加工、农产品加工等传统行业,而医药、电子、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只占工业GDP的10%左右,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的民企偏少。2018年底,我市民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7件、地理标志商标56件,分别比宜昌(62件、67件)少5件、11件。

(二)民企创新能力不足

一是创新意愿不强。85家样本企业中,虽然高新技术企业有38家(占45%),但2018年有研发投入的仅有33家,占39%,有技改投入的仅有28家,占33%。主要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民企经营者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维持企业生存上,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质量效益和转型升级的意识不强。二是高素质技能人才短缺。85家样本企业员工总数为18977人,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员工(128人)仅占0.7%,技术工人(3270人)仅占总数的17%,尤其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35人)仅占3%。我市人才支持政策与沿海发达地区和武汉等中心城市相比缺乏吸引力、竞争力,存在高端人才“招不了、养不起、留不住”的问题。比如,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2018年初引进了7名硕士、1名博士,目前仅博士留了下来,其条件是年薪20万元、5年后享受50万元股权。三是管理水平滞后。85家样本企业只有20家实行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聘有职业经理人,其余均为家族式管理或股东直接管理,没有一家能够开展网络众包设计、规范个性定制、柔性化生产、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新业态,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2017年度襄阳市工业企业成本和负担状况第三方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显示,39%的样本企业认为近两年来我市融资成本情况“差”或“很差”,认为“一般”的占46%,“满意”的仅占15%。本次调查发现民企融资问题更加突出:一是渠道窄。85家样本企业均有融资经历,90%以上的企业除向银行贷款外几乎没有其他融资渠道;而且抵押贷款比例基本都在40%以下。部分民企受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低、财务管理不规范等影响,根本无法从银行贷款。二是成本高。85家样本企业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实际获得贷款为23.13、21.62、20.29亿元,利息费用支出分别为1.68、1.56、1.61亿元,实际利率平均为7%以上;而且企业还要交纳资产评估费、购买抵押资产保险等。采用担保贷款的企业,综合利率高达10%以上。三是周期短。目前各家银行发放的多为1年期“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无法完全匹配民企(特别是民营制造业)的生产经营周期和回款周期。频繁转贷,极容易引发资金链紧张和断裂的风险。

(四)营商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一是惠企政策落实不力。近几年,我市虽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但85家样本企业对降低税费政策的知晓率为68%,享受率为47%;对其它政策的知晓率均在60%及以下,享受率均在20%以下(见附件)。二是行政审批不够高效。根据2018年11月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心(竞争政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襄阳各类行政审批中存在互为前置条件审批的占比为29.3%,比宜昌(28.6%)高0.7个百分点、比黄石(23.3%)高6个百分点;企业平均每月用于行政审批的天数为6.7天,高于宜昌(5.9天)、黄石(4天)。公共服务的及时性评价为66.8分,低于宜昌的80.2分、绵阳的73.7分。三是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有少数干部死扣条条框框,围绕程序打转转,存在“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心态。我市开展的“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本身没有考核机制又无专人负责,成效不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

(一)支持民企做优做大做强

一是推动民企快速成长。实施民营小微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加快“个转企”“小升规”。用3年时间,重点培育200家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高的“隐形冠军”、全国“单项冠军”,20家自主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先进、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新纳入规上统计的企业和首次进入全市民企100强、全省民企100强、中国民企500强的,除给予相应奖励外,还应在金融服务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加快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大型企业与中小民企在生产、销售、服务外包以及创新资源共享、集群发展方面建立紧密协作关系。

二是加快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步伐。创建“减量化增长”基金,落实“减量化增长”要求,支持民企开展节能和循环经济改造,创建绿色工厂或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对自愿关停或自行转产的“两高一低”行业企业给予补助,对关闭的化工企业利用原有土地转产为新兴产业的给予奖励。支持有条件的民企实施“机器换人”,创建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鼓励开发和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及关键部件,支持争创“两化融合贯标示范试点企业”“工业互联网示范试点类企业”。扩大“千企登云”计划覆盖面,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推进民企创新,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三是实施品牌、质量、标准化战略。每年选择100家管理基础好的民企,导入卓越绩效、精益生产等先进管理模式,打造自主品牌。加大名标培育力度,建立并充实名标培育库,每年遴选30家成长型好的“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培育对象,推行名标培育“一对一”帮扶。从食品、纺织、化工、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中,每年分批次分行业选择50家中小民企,组织质量比对和会商会诊,促进企业质量提升。鼓励企业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制定,帮助和引导更多的中小民企走“质量兴企、品牌强企”的发展道路。

(二)提升民企创新能力

一是加强创新载体建设。借鉴宁波等地作法,修订完善我市《关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引导有条件的民企建设国家、省、市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对列入重点建设计划的,可按照科研基建和仪器设备总投入的20%—50%予以补贴,最高补助1000万元。出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到民企兼职的具体政策,制定覆盖民营科技企业初创、成长、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产学研转化平台。进一步强化市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打造资源更加丰富、使用更加便利、服务更加智能的智慧化服务平台,加强平台运营管理;联合企业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经专员”制度,引导民企通过平台获取优质的科技服务。

二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对民企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按规定落实好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承担特定专用科研立项的项目,依据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给予不超过20%、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建立民企创新产品推荐目录,强化以促进民企创新为取向的政府采购制度,同等条件下,对列入目录的产品优先采购。鼓励民企建立工匠工作室,制定激励机制,支持民企知识产权的创造,对民企发明专利、PCT国际专利等的申请、授权给予一定奖补。

三是强化人才支撑。坚持无偿组织培训民营企业家,使其加快从“速度盈利型模式”向“高质量盈利型模式”的转变,逐步形成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比照“隆中人才计划”,制定民企人才引进政策,着重为“专精特新”中小微民企引进高端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支持市属技术学院与民企联合招生,订单式培养急需人才。设立“规上民企CEO人才引进专项”,分层分类为人才提供居留落户、租购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项目孵化、资金支持、职称评聘等高效便捷服务。比如,可以探索“房票”制度,由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对生产经营规模和财政贡献达到相应标准的民企,发放人才购房“房票”,企业人才凭票可在襄阳购买首套住房时享受补贴政策,引导优秀人才向民企流动。

(三)缓解民企融资困难

一是畅通信贷融资渠道。全面落实省“百万千亿金惠工程”,规范民企财务管理制度,丰富金融服务及产品体系,对民企给予更加明确、定向和精准的政策支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民企。大力推广“税+贷”融资模式,以诚信纳税为依据提供信用贷款;探索建立“增信追”贷款模式,地方法人商业银行根据纳税、社保等征信情况,对申请贷款的民企给予增信,提高其贷款额度。将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民企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担保品范围,借鉴浙江省中期贷款“两制一循环”模式,开发民企续贷产品。

二是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推动汉江控股、汉江产投与民企的合作,降低担保费率,为民企提供信用增进服务;优化基金设立品种,一个产业一只基金,做大地方国有产业基金,服务民企创新发展。制定市场化子基金及管理机构考核办法,进一步促进子基金加大对民企的支持力度。

三是创新民企直接融资机制。支持民企开展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做好科创板、新三板和四板挂牌的培训服务;引导和支持中小微民企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或参与中小企业集合信托计划,实现“抱团”融资,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集合类融资所需的增信、担保等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股权融资、民间融资、风险投资。

(四)打造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一是拓宽民间投资领域。消除项目投资中的“隐形”壁垒,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养老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和运营,建立投资项目库和项目推介常态化机制,定期公开发布项目推介清单,并尽可能明晰项目投资回报机制,破除扩大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是进一步创造市场空间。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为优质民企、优质产品腾出更大市场空间。着重解决民企在招投标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禁止非法限制或者排斥民企。对具备相应行业资质的民企,参与政府主导重大建设项目,不设置初始业绩门槛。以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为重要依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推进民企海内外项目推广对接平台,鼓励像汉家刘氏茶等本土民企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销中心、物流中心、展示中心等,引导民企“走出去”。

三是优化服务质量。进一步精简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实现“一门式、一网式”服务,力争将各类行政审批在线办理的比例从目前的48.7%提高到90%以上、成本压缩50%以上,重点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制,推进环评制度改革,将项目环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一半。对民企监管,确定一个主要监管部门承担必要的定期检查,其他相关部门可从该部门获取监管信息,避免不必要的检查。以“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为载体,开展涉企承诺兑现、惠企政策落实、发展难题化解“三项行动”。建立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心,构建便捷、快速的问题投诉处理机制,对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及时纳入到后续的政策中,解决政策对民营经济支持滞后的问题,增强民企对政策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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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的脊背

九三学社襄阳市委会

在座诸位一定有不少青少年学生的家长,您肯定关注孩子的健康发育状况,比如身高、体重、视力等,可是,您关注过孩子的脊柱健康吗?您是否触摸过孩子的脊柱?您是否带孩子上医院做过脊柱侧弯筛查?我估计许多家长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目前,青少年的三大健康杀手:近视、过度肥胖、脊柱疾病,前两者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可是脊柱疾病尚未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8年,九三学社襄阳市委会在社会服务活动中,对本市5所中小学5个年级20个班次的1362名学生进行了脊柱健康免费抽样筛查,共筛查出不同程度脊柱侧弯患者95人,占比近7%;高低肩患者高达260人,占比19.1%,其他涉脊柱健康问题77人,占比5.7%。数据触目惊心,问题不可谓不严重,脊柱疾病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发育的最常见因素之一,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绝大部分患者并未到医院接受医治矫正。

脊柱被称为人体的第二条生命线,侧弯、脱位等脊柱问题不仅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外观形象,而且会引起近视、记忆力减退、心慌胸闷等症状,还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在座诸位,是否有人时常感到腰酸背痛颈椎疼?其实这大都与青少年时期脊柱疾病有关。但是,由于脊柱疾病起病隐匿,而我国脊柱疾病研究和健康科普教育又比较滞后,所以脊柱问题往往被大家忽视。青少年骨骼尚处于生长发育期,有很大的可塑空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绝大部分脊柱疾病都可以通过非手术方法治好,因此青少年脊柱疾病早防早查早治是关键。为此,我们建议:

一、开展脊柱健康普查筛查活动。从现在开始,每年定期组织医疗保健人员为全市中小学生开展脊柱侧弯免费筛查,可以组织人员入校筛查,也可以号召学生和家长就近自行到医疗机构检查。对筛查中发现的疑似病例给予重点关注,开展针对性康复治疗和防护教育。

二、加强脊柱健康日常防护。建议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脊柱健康科普知识,唤起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的关注,帮助孩子纠正躺卧看书、低头玩手机、趴俯写作业等不良习惯,筑牢脊柱健康的家庭防线和学校防线。建议中小学校根据学生的身高变化配备合适的课桌椅,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配置可调节课桌椅,推广脊柱拉伸操等等。

三、逐步推进专病门诊学科建设。目前,我市还没有脊柱门诊专科,脊柱问题一般在骨科或者康复科就诊,要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脊柱门诊专科,支持医疗机构加强设备、场地、技术力量等建设。

四、尽快建立青少年脊柱健康干预长效机制。学习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做法,尽快将脊柱侧弯等纳入青少年健康体质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完善脊柱疾病预防、筛查和诊疗制度,建立青少年脊柱健康动态数据库,分年龄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五、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为什么脊柱疾病成为青少年的常见疾病,原因很明显,就是学业太重,书包太沉,坐得太多,动得太少。要从根本上扭转青少年脊柱疾病日益严重的趋势,就必须让学业减负、书包减重。建议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完善素质教育政策,减少室内教学时间和书面作业数量,增加德、美、体、劳等课时,广泛开展室外、校外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家庭和社会把中小学生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操场,走进自然,走入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关注青少年健康、让孩子们茁壮成长是我们无上光荣的神圣职责,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孩子们的脊柱健康,让青少年挺直脊梁!

7

共绘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襄阳市政协研究室

编制村庄规划是建设美丽乡村的第一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棋。近期,我们围绕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分别选择平原、丘陵、山区的典型乡村进行了深入调研。总体看,当前我市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进展迟缓,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

一、两个“为主”的作用发挥不够。村庄规划工作,应以县级为主导进行统筹,以村民为主体进行编制,但从调查情况看,这两个“为主”的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由县主导编制的村庄布局规划覆盖面只有17.5%,进展较快的宜城村庄布局规划完成了80%,枣阳将全市村庄规划统一打包进行招标,其他地区在编制经费、招标方式、编制队伍等方面统筹不力,县级主导作用弱化;在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还没完成的情况下,镇村各自为战,观望等待多,实际行动少,工作总体推进较慢,计划年内完成的10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规划,编制完成的只有35个。基层干部群众对规划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规划是“花架子”,编了也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起不到什么作用,积极性不高,参与意识不强;同时受规划视野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关注的多是道路怎么修、房屋怎么建等具体问题,对村庄整体规划思考不多,主体作用发挥受限。

二、“三难”问题影响规划编制质量。一是基础资料难收集。农村地区规划基础资料缺失严重,地形测绘、经济社会数据收集、实地踏勘、入户调查难度较大。在地广人稀的山区,这些前期工作任务更艰巨,耗时长,需大量人力投入,如果保障不到位就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比如双坪村,规划编制团队进村半年后才拿到地形图。二是技术规范难把握。由于技术标准不够具体明晰,编制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比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上位规划对接不够;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内容粗略,往往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像姚岗村的规划仅在发展目标中涉及产业发展内容;规划深度不够,调研的六个村都应当编制较为详细的村庄建设规划,但实际编制深度达不到,具体实施时还需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三是文化特色难体现。现有编制团队大多缺乏乡村规划经验,不同程度存在以“城市模板”去规划乡村的惯性,对乡村传统文化挖掘和展示不够,对山水田园特色的凸显和塑造不够,把农村设计成了减配版的城市社区。

三、规划建设“两张皮”的情况比较明显。调研发现,有些村虽然制定了规划,但执行情况很不理想,规划和建设脱节。有的规划难以落地“不能用”,如八泉村上陈湾的改造规划过于粗略、无法实施,在实际建设时,村里只有抛开规划、另起炉灶。有的规划不接地气“不好用”,二郎村叶家湾的建设规划,能落地的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很多设计不符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实际建设中不得不再更改。有的规划随意变动“不管用”,受主观因素影响,也有规划设计被随意改动、甚至多次反复的现象,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舂陵村的一个池塘,挖了填、填了又挖,耗资上十万元。

为切实做好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绘好美丽乡村的发展蓝图,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强化县级主导,加强统筹协调,一体化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规划招标一体化、技术规范一体化、行动流程一体化”的原则,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一是规划招标一体化。各县(市)区统一组织,对本区域范围内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全面摸底,将尚未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的村整体打包招标,引进一个或多个规划机构,负责做好全域范围内的村庄规划。对已经编制完成的村庄规划,由规划部门审查,优化提升后按程序报批。对正在编制的村庄规划,督促编制机构按新的技术规范要求,及时做好修订完善工作。规划编制和前期勘测的经费,一并纳入财政预算统筹解决。

二是技术规范一体化。在《襄阳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的基础上,结合各县(市)区实际,制定更为详细的《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大纲》,为村民和规划团队实际编制提供具体指导。

在村庄分类上,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分类办法。在“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分类基础上,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分类办法,对大量不完全属于四种类型的“一般发展类”村庄,以及同时具有多种特征的村庄,结合生态资源优势、农业资源优势和传统产业优势精准区分,合理确定村庄功能定位,建立“中心村—基层村”村庄规划布点体系,尽快编制完成村庄布局规划,为全面编制村庄规划奠定基础。

在规划内容上,采取模块化设计理念,将编制项目分为A、B、C三类。A类是基础选项,主要为指引控制类项目,包括发展定位与目标、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住房布局、产业发展、道路交通、公共和基础设施等规定;B类是拓展选项,主要为村庄整治等详细规划内容,包括地块位置、用地范围和建筑层数或高度等规定;C类是特色选项,主要为防灾减灾、历史文化及特色风貌保护等依据特定需求编制的内容。实际中依据村庄不同类型和实际需求,进行不同深度的规划,一般的村庄规划内容可选择A,制订指引规划即可;示范村庄和中心村庄,规划内容可选择A+B,制订村庄建设详细规划;传统村落、特色景观旅游村落、产业发展村落等特色村庄的规划内容则应为A+B+C或A+C。

在规划成果上,应形成包括面向专家的技术性成果和面向农民的公示性成果。其中,技术性成果用于规划审查、报批和管理,不仅要详细列明各类型村庄规划成果表现形式和内容组成,还要统一规定制图及数据格式,既便于规划单位操作,也便于后期对规划成果进行汇总和建立全域规划数据库。公示性成果主要供村民讨论和反馈,应使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和活泼亲民的形式。

三是行动流程一体化。按照“七步工作法”的要求,细化制定《村庄规划编制行动指南》,把总体要求、工作流程、组织准备、技术准备、驻村调查、规划编制、成果审批备案、规划实施等各环节的要求做实做细,规范“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程序。比如,可以制定统一的封闭式调查问卷,在驻村入户调查阶段,通过现场走访或网络的方式,收集村民在村域发展、农房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想法以及意见建议,解决村民规划知识欠缺和外出打工人员难以返乡参与集体决策的问题。

二、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核心要素,编制实在管用的村庄规划。准确把握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着眼解决“人、地、产、居、文、治”等六大问题,注重分类引导、底线控制、实施导向三个原则,编制能够指导乡村发展、能够在空间落地、能够推进乡村治理的实用性规划。

一是把“人”作为规划的核心要素。一方面,要重点关注乡村的人口特征、关注村民的现实需求,研究在乡村人口持续流失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好空心村、人口老化村的规划,包括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引导居民点集并,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提高老龄人口生活品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业发展等等。另一方面,在规划编制中要尊重村民意愿,在规划编制、实施到管理全过程中体现公众参与和群众监督,调动村民积极性,用规划“聚人气”,让规划“接地气”。

二是推动空间规划的精准落“地”。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需求,精准区分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耕地、林地等不同地类,开展细化到地块的空间布局研究,加强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推动规划目标的精准落地。既要避免大拆大建,注重对村庄内空闲零散用地、工矿废弃地的挖掘,对低效用地的再开发,对零星分散地块的腾退集聚,多做“外科手术”式的精细整治;又要加强控制和引导,对交通廊道内和生态脆弱区的宅基地等进行调出,优先落实农民集中居住自建区用地安排,推动适度集聚发展,实现建设用地减量。

三是描绘乡村振兴的产业蓝图。根据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为目标,编制符合其自身条件、彰显其特色优势的产业规划,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要把握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落实好产业空间布局,比如养殖场具体放哪里,在哪里搭建大棚,在哪里进行特色种植,勾画出产业发展物质载体空间,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指引。

四是塑造美丽宜居的田园风貌。在保持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特征的基础上,做好村居村容村貌和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整治规划,重塑自然山水环境中的生态田园格局。结合村民意愿,确定村内公共设施的布局,确定道路、供水、污水、垃圾治理、电力、通讯、防灾等设施的规模和建设标准,补齐村庄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在庭院空间方面,通过制定理清庭院边界和美化庭院等整治措施,凸显地方民居特色,提升庭院环境品质,营造具有村庄历史记忆感的特色空间。

五是培育时代特色的乡村文化。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强化对传统村落、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等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保护,并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与功能需求,从村落空间形态、传统街道格局、本土建筑风貌等方面入手,加强各类建设的风貌规划和引导,用有效的物质载体来传承乡村文化,保存乡村记忆,保护乡村景观,展示和活化文化内涵,以文化为乡村“塑魂”。

六是以规划引领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坚持“开门做规划”,引导村民全程参与,增加村民对规划目标的理解和认同,激发乡村振兴信心,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管理,让村庄规划的编制过程变成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过程。加强规划实施路径研究,把规划变成农业经济发展的项目、村庄整治建设的标准、约束村民行为的规范,推动规划落实落地,使之真正成为开展乡村治理的行动指南。

三、探索有效办法,创新编制路径,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

一是探索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的规划机制。各县(市)区可联合市内有关高校或规划机构,以镇为单位,邀请专业技术导师对镇村干部、乡贤能人进行培训,培养镇村层面的乡村规划师、乡村建设管理工程师、乡村工匠等本土规划建设团队,引导村民主导、自主编制可落地村庄规划,规划团队主要负责技术分析、辅助决策和文本编制,实现乡村规划从委托机构编制的“被规划”转变为以当地村民、乡镇为主编制的“自规划”,让规划更加贴合实际,更容易让村民接受和自觉执行。同时,各县(市)区还可以动员在基层工作过、对乡村有热情的退休同志,发挥余热,下乡帮助编写规划,形成共同缔造美丽乡村的强大合力。

二是推动以村庄群为单位编制规划。针对单个村庄规划编制成本偏高的问题,可以结合片区化布局理念,探索“村庄群”规划编制新模式。“村庄群”就是以一个中心村为主,联合周边的几个村,共同组成一个村庄群落,并以此为单位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在“村庄群”规划中,基于“共享共建、成果整合、便于实施、节约成本”的原则,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用地,深入挖掘整合片区内居民区、产业园、田园综合体、景点、大项目等节点,通过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的科学布局,实现规划设计一体化,设施布设系统化,建设发展连片化,系统推动村庄建设。

三是兼顾“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对于生态红线、基本农田、道路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涉及生态生产安全和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内容,采取刚性的编制方法,控制指标,保障规划实施的成效;对于产业发展、建筑风貌等需要村民、企业、合作社等多方参与的整治工作,充分考虑其不确定性和灵活多变特征,严格坚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不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特色化的弹性引导,明确各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创新规划“留白”机制,对于一时难以明确具体用途的用地,可暂不明确用地性质,在规划中暂予“留白”,允许各地在村规划中预留一定比例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使规划既有落实上位规划的“三线三区”的刚性管控,又能为村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弹性空间。

四是推行“三位一体”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以村庄规划为引领,构建规划—建设—运营“三位一体”的联合团队,在规划设计建设乃至运营过程中,负责与村“两委”对接,了解、引导、落实村民需求,将村民意愿转化为建设成果;协同镇村开展现场设计,指导村“两委”将规划设计成果转化为《村民建设公约》,并以“专业项目经理+当地农民工匠”的模式开展施工建设,通过设计师、政府、企业、村民的多方联动,实现驻村规划、现场设计、施工建设的高度契合,确保村庄规划可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落地实施,破解规划编制和实施严重脱节的现实问题。

五是积极践行“原乡规划”理念。借鉴传统乡村文化智慧,以自然的、生态的、传统的办法来整治环境、修缮建筑、设计景观,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比如,道路的硬化不能一律简单铺成水泥路,应区别机动车道和步行道,步行道可建成石板路、石子路,保护传统乡村道路的肌理格局;村庄的绿化也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绿化树种花卉和种植方式,应尽可能与地方特色的花卉果树种植相结合,塑造田园风光;村庄的建设,要依山就势、贴合自然,改变建筑风貌“洋化”的通病,少一点钢筋水泥,多一点木竹瓦石,体现乡土气息,让乡村与城市“各美其美”。

8

拔除思想深处的“穷根”

民盟襄阳市委会

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市贫困群众“一有、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已基本实现,一大批贫困户脱贫销号、贫困村脱贫出列,南漳、保康、谷城三个贫困县预计今年脱贫摘帽,全市精准扶贫取得决定性成效。但是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少数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现象也还普遍存在。我们认为,要巩固现阶段脱贫战果,建立“不返贫”的长效机制,关键要唤起农户自强意识,把后期扶贫重心放在固“志”上。为此建议:

一要培育进取之心。习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通过自己双手劳动脱贫致富,不仅有物质上的获得感,更有精神上的充实感。被评为“襄阳楷模”的保康县村民郭大荣,因带领乡亲挖矿,双目失明,但他身残志坚,学习养猪、种烟叶、种中药,靠着勤劳让自己的小家重新富裕,还带领40多名农民走上致富路。而有些贫困村、贫困户恰恰缺乏这样一种脱贫致富的勇气和进取之心,认为政府立下了扶贫军令状,干部比群众着急,“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尧治河精神”等宝贵精神,大力宣传郭大荣等身边的先进典型,大力落实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提升贫困群众就业谋生能力,靠日常宣传教育,靠榜样力量带动,靠劳动致富推动,潜移默化地改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认识,自觉树立不惧艰难、勤劳致富进取之心,从根本上摆脱“等靠要”思想贫困,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二要培育感恩之心。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只有常怀感恩之心,才会常为自立之行。但在实际工作中,扶贫干部也会遇到少数爱挑剔、不满足的贫困户,他们认为帮扶不仅“理所应当”,而且还要时时处处。比如,有一个贫困户,因吃水不便,扶贫工作队帮助铺设了水管、安装了水箱,因水箱位置偏低,水压不够,水量稍小,按理说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应该不成问题,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村委会去做。与之相反,南漳西流坪村贫困户周永巽在享受贷款养猪的好政策后,自愿为村庄做保洁,用自己的善举传递党的温暖。我们建议,要多挖掘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关爱的好典型,讲好身边的故事,让更多的贫困户切实感受到身边的“正能量”。同时,扶贫工作队在为贫困户送政策送温暖时,也要帮助他们看到他人的困难、众人的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政府帮扶的根本目的在于“扶上马,小康路上送一程”。

三要培育孝老之心。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老人贫困是因儿女不孝造成的。南漳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生活无人照料、难以为继,但因为有七个子女不符合贫困户政策,扶贫工作队员不忍心,给了老人送了200元钱补贴生活,老人却悄悄说,千万别让她儿子知道,否则会全部要走,令人十分心酸!还有的贫困户,用和老人分户的方式,逼迫老人到村委会要扶贫政策,把本应是自己对父母的孝道责任推给社会、推给政府,不仅扰乱了扶贫工作,更有悖道德伦理,破坏了乡风良俗。为此,建议在贫困村成立村庄孝道工作小组,吸纳村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乡贤作为小组成员。广泛传播农村孝道文化,通过送戏下乡、道德讲堂等形式,宣传孝敬老人的正面典型,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广泛开展“自强自立、孝老爱亲、好公婆、好媳妇”示范户评选活动,借鉴麻城市黄土咀村“微孝善超市”的做法,通过“六讲六比”获得“孝善积分”,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引导乡风净化,促进精神物质“双脱贫”。广泛开展“流动法庭”进乡村活动,公开庭审不赡养老人的民事、刑事案件,对不赡养老人特别是虐待老人的行为形成震慑和舆论压力,督促教育子女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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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心城区入学不再难

襄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推进落实一系列惠民政策,深受百姓欢迎。但由于市中心城区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激增,相关教学设施配套不够等因素影响,招生压力不断加大。据调研,主城区中小学现有教学班1614个,66人以上的“超大班”就有1007个,占比为62.4%。离国务院提出的“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的工作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主城区中小学校“超大校”、“超大班”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入学难问题,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热切关注。为尽快缓解中心城区中小学入学难的问题,我们建议,要着力强化“四个一批”:

一是新建一批。严格落实教育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文件精神,根据各城区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和实施中小学布局,加大供给,配套新建一批中小学校。目前重点是要抓好市政府出台的《襄阳市中心城区普通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的实施,实行城区住宅小区配套中小学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化解城区人口增加与原有教学资源匮乏、学位供需缺口巨大的矛盾。全力促进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标准化,切实保障每个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妥善解决“超大校”、“超大班”带来的教学环境恶化、教师身心疲惫、校长寝食难安、家长担心受怕等突出问题。

二是还建一批。坚决落实对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先建后拆”的规定,杜绝“未建先拆”现象再度发生。对于已经被拆除的学校,各城区应无条件尽快复建。

当前,“未建先拆”与“拆而不建”已经成为城区入学难的重要原因。随着城区布局规划调整和“两改两迁”力度加大,城区多所中小学被拆除或撤销,城区办学规模未增反降。如襄城区近年来只增加了一所小学(恒大小学),却撤销了两所子弟学校(卫东机械厂、汉丹电器厂),拆除了4所小学(王家洼、麒麟店、盛丰、江华)至今没有还建。整个庞公片区现在只有市23中学有一个小学部;樊城大庆路小学由于附近的迎旭小学、大桥口小学、曙光小学、神州运业公司子弟小学等4所学校被撤销或拆除,周边大量学生不得不涌入该校就读,导致严重超负荷。

三是整合一批。统筹配置、科学整合现有教学资源,是缓解供需矛盾、化解城区学生入学难的有效途径之一。

其一是整合学区资源。逐步将各类寄宿制学校(高中、中专、技校、大学等)迁出市区,将其腾出的校区改造为小学、初中,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划片”不需住宿的需要,而且可以大大降低新建学校的投入。

其二是整合教学资源。推广集团化办学,让优质学校兼并、托管市区薄弱学校,提高现有教育资源利用率,同时,可以缓解因学校环境及教学质量的差异所带来的择校矛盾。如大庆路小学兼并星火路小学、市33中托管市第10中学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其三是整合教师资源。由于在校学生数量的急速膨胀,原有师资力量普遍出现“短板”。特别是“超大校”教师短缺现象更为严重,许多学校只好从有限的公用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招聘代课教师。由于待遇低、发展空间小,这部分代课老师的能力、素质普遍不高且流动性很大,影响了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建议统筹调剂市区现有事业单位编制,尽可能向市区中、小学校教师岗位倾斜。在教师编制短时间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城区政府可采取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集中招聘一批合格的代课教师充实到教学一线,实行同岗同酬,所需经费由财政承担。

四是分流一批。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推动各地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加强义务教育均衡化推进力度。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县(市)区生源向市主城区中小学流动的重要因素。如樊城区近四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人数从71546人增加到79926人,年均增加2,000人。该区现有的在校生中,非户籍学生达21000余名(枣阳市4261名、老河口市2,342名、宜城市1704名、南漳县1278名、保康县1065名、谷城县1491名、襄州区5329名,本市以外地区3835名),占比26.2%。如果各县(市)区政府都能真正做到“守土有责”,提高办学质量,将会大大减轻市主城区的教育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县(市)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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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先机 加快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襄阳市政协经济技术委员会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下一代汽车正在快速走向成熟,在不久的将来,将深刻改变人们的交通出行习惯,深刻改写当前的汽车产业格局。中国制造2025已将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内各大车企和顶级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北京顺义、上海嘉定等地已经抢先开展示范应用。汽车工业作为襄阳的产业龙头,应抓住这一轮智能网联汽车新风口,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分析已有产业基础,我们认为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为突破,以产业配套为基础,以特色小镇为载体,以优势政策为保障,襄阳有充足的信心,把握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大趋势,实现汽车产业的又一次蝶变。当前,建议重点加快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要做好基础对接,加快建成全形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平台。不同于传统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最终发展方向是实现智能无人驾驶,对于汽车安全测试有着更为严格和迫切的需求,目前北京顺义、上海嘉定等都将综合测试基地作为重要推进抓手。襄阳坐拥亚洲最大的东风汽车试验场,拥有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牌”,在测试平台建设上还具有一定领先优势,加快建成全形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平台,已成为抢占先机,填补区域产业空白的“先手棋”。建议按照“全封闭——半封闭——全开放”三步走模式,第一步大力支持东风试车场四期项目建设,做好高新区东王庄村200亩的无人驾驶实景测试示范区,快速形成封闭区无人驾驶试验检测能力。第二步结合智能汽车小镇建设和园林大道中段测试路段形成半封闭测试区。第三步学习深圳经验,从开行无人驾驶公交入手,在远期条件成熟时,逐步扩展至市区全域。

二要做好产业链接,加快催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关联效应。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于互联网和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与襄阳本身汽车零部件产业基础和大数据、军工产业优势高度契合,当前应立足这一优势,在襄阳加快形成软硬件融合的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一方面加快引进一批先进传感、智能终端、车联网供应等关键核心模块的领军企业,并以襄阳完善的产业链和检测环境为基础,吸引百度、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的智能汽车项目落户。另一方面立足产业基础,支持中国电信中部云基地、华为云计算等大数据产业,加快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产业应用,建设基于真实测试环境的云计算平台;支持新华光、航宇、江山等军工企业加快军用先进技术融合转化,研发智能网联汽车专用摄像头、传感系统、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新产品,推动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突破。

三要做好文化嫁接,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小镇。在检测试验平台和产业聚集平台的基础上,嫁接智能网联汽车文化,打造目前全国第一个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主题的特色小镇。当前具体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借鉴北京顺义经验,以园林大道为主轴规划建设25平方公里左右的小镇核心区,率先实现5G通信全覆盖,建成封闭测试场、半开放自动驾驶道路,聚集一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传感器、控制芯片等创新工厂,建设一批富有体验感、互动性的汽车主题步廊、公园、展示馆,形成人、车、路、云、网相互协同、产城融合的小镇生态。二是将即将落地的“梦想汽车小镇”项目,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小镇重点子项目,统筹规划打造,继续擦亮“中国大学生汽车方程式汽车大赛”名片,实现“两镇”资源共享。比如可利用梦想小镇赛道,举办世界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挑战赛(WAIAC),发挥1+1大于2的叠加效应。

四要做好政策衔接,加快营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环境。首先应明确定位,积极申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襄阳)示范区。将“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与“新能源汽车之都”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来谋划,比照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全程保驾护航,促进两者在襄阳深度融合发展。对标上海、重庆等地先行经验,在平台支持、研发支持、成本支持、人才支持等方面,研究制定具有比较优势的襄阳升级版政策。其次要营造良好氛围。积极向省政府争取授权发放道路测试牌照、率先开展测试工作;以汉江产业基金为导引,吸引社会资金建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金,积极引入智能网联相关保险公司;及时成立襄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搭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测试、评价、示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适时研究出台地方性法规,允许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网联公交车、私家汽车上路运营,逐步扩大行驶范围,打造全球领先的无人驾驶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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